李贤民
摘要：综观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他肯定经济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他整理总结并初步揭示了其中的某些规律；他重视经济的作用，他看到经济地位在人们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他着意于用经济因素解释某些社会现象；他旗帜鲜明的重视商业，主张让它顺其自然地发展等等，都贯穿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浅论
如果说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是以儒家的德治仁政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在经济思想上，居于主导地位，构成主体部分的则是道家顺其自然的思想了。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有两个特点，一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这里表现得较鲜明；二是很有独创精神。
司马迁把直接的物质资料的生产看作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他在《货殖列传》中讲：“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肯定了农虞工商是人民的生活资料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在他看来，农虞工商，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生产和交换，在社会生产中“人各任其所能，竭其力，以得其所欲”，这种谋生之道，“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乃是“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的自然规律，并非“政教发征期会”使然。
在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司马迁着重阐发了几个著名的经济观点：
其一，叫做“仓厚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和“人富而仁义附焉”（《货殖列传》）。这本来是春秋时代管仲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管仲提出这个观点是用来反对空谈仁义的。司马迁吸取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个具有进步性的观点。在这个观点里，包含了马克思反复强调的一个唯物主义真理：人们必须先有饭吃、有衣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包含了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就谈不到什么“礼节”、“荣辱”等等的思想。这种观点有它的真理性和进步性，当然是对的、值得肯定的。不过，如果把“仓禀实”和“知礼节”，“衣食足”和“知荣辱”的关系，说成是如景随形一般，那就有问题了。尤其是把它和“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贵之门而仁义存”（同上）的观点联系起来，就显然是为剥削阶级涂脂抹粉的东西了。
其二，叫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货殖列传》）他还进一步举例论证，指出“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赵女郑姬，设形容、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还有什么“间巷少年攻票埋，却人作奸”，“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等等，“其实皆为财用耳”（同上）。这种观点，如果从人们的一切活动，一切追求，归根到底都是以一定的物质利益为前提和目标这一点来说，是有它一定道理的。特别是当把这种观点作为批判俗儒的假清高，与什么“夫子罕言利”的虚伪教条相对抗时，更有其积极的战斗意义。但如果把人们的一切活动，一切行为动机都笼统的归结为一个“利”字，那就错了，就片面子。因为，头一条，他没分清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追求。怎么可以把战士攻城陷阵，医生治病救人以及手工工人和农民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奔波劳碌与世家大族、富商大贾的巧取豪夺，与流氓犯罪分子的抢动盗窃活动混为一谈，都说成是为了一个“利”字呢？这不是把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也视为普遍的人性了吗？第二条，各个时代，各个阶级都有一些最先进，最觉悟的优秀人物，他们富有时代和阶级的使命感，有为理想和事业献身的自觉性，就象和司马迁差不多同时代的苏武，他持节不辱，牧羊北海，难道也是为了一个“利”字吗？可见他的这个观点是有很大片面性的。
其三，重商主义。重本抑末。可以说是周秦以来已经成为传统的政策。商人和商业。经常受到表歧视。汉初几个朝代，对商人也不不断压制和打击。司马迁却一反这个潮流，旗帜鲜明地坚持重视商业和支持商个的主张。他不但为太公望、管子、陶朱公、子贡、白圭、乌氏果，寡妇清等这些著名的经济家和富商大贾作传，而且公开宣扬“夫用贫求富，农不为工，工不如商，刺乡文不如奇市门”的见解。宣扬“千金之家比一郡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的思想。他还饶有兴味地记载和总结了历史上一些大商人所积累的经济领域的经验结晶：如“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贵人极创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均见《货殖列传》）等等。他在好多地方几乎成了商人的辩护士和代言人。
综观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他肯定经济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他整理总结并初步揭示了其中的某些规律；他重视经济的作用，他看到经济地位在人们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他着意于用经济因解释某些社会现象；他旗帜鲜明的重视商业，主张让它顺其自然地发展等等，都贯穿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些思想观点，从突破旧的传统观念，特别是从远看为此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开拓道路的角度来说，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还有一点必须讲到，就是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中有着深刻的矛盾。在《孟子荀卿列传》里，他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从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自夫子以至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在这里，他把“利”看作一切乱子的根源，看作一切弊病的根源。按照这个思想逻辑，必须象《平准书》里说的，“以礼迟钝防于利”才行。而在《货殖列传》里，他又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说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束；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宣言“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确实是“崇货殖而羞贫贱”的。看来，道家的“顺其自然”和儒家的“礼义教化”这两种思想，在司马迁头脑里是冲突的。这种深刻的矛盾，如果从理论上讲，他最终也没得到解决，也没能统一起来，可是从实际上讲，则道家的自然观显然是占了上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