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腾巴特 包乌力吉仓
摘要：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在解读人类基因组的功能、意义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人工操作和介入的技术手段变得可能。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可能性将变得越来越现实。围绕人的发展，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观点DNA本质主义和DNA建构主义。在后基因组的社会背景下。“内发还是外铄？”这个围绕人的发展而展开的古老话题将迎来新的语境。在这一语境中重新检视教育功能将成为教育学理论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另一方面，随着基因工程的进展，新的伦理问题也开始呈现在教育活动之中。基于各种先天素质或环境影响将歧视和隔离正当化的主张将有可能冲击已有的伦理观念。这也是对传统教育理念的一个新的挑战。
关键词：后基因组时代；人的发展；DNA建构主义；教育功能
1.后基因组时代的来临
2003年4月14日，美国人类基因组研究项目负责人宣布人类基因组序列图绘制成功。这标志历时十三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胜利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人类第一次系统地解读和研究自身遗传物质的全球性合作计划，它奠定了人类重新认识自我的生物学基础，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后基因组时代。
“后基因组时代”与后基因组学这一概念有关。后基因组学，又称功能基因组学，是指基因组静态碱基序列被成功读取之后，生物学研究将目光投向基因组动态功能所开辟的新的领域。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对于生命科学和医学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同时也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这种转变涉及到两个方面的进展，即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对自身的改造。一方面，在后基因组时代我们将更加拓宽和加深对人的发展的认识和理解。随着生物信息学的技术手段，如基因组测序、新基因的发现、基因功能的预测以及基因的分子进化分析等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人类将进一步探明、解读与基因组相关的信息。这将极大地丰富我们对人的发展及其相关规律的已有认识，使得已有的理论到更多科学上的支撑。另一方面，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在解读人类基因组的功能、意义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人工操作和介入的技术手段变得可能。后基因组时代的开启既给我们提供了从分子水平探索人的发展的视角，又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社会对人的发展进行人为干预的诸多可能性。
2.从本质主义到建构主义
作为教育学的重要基础概念之一，人的发展将成为后基因组时代重要的争议话题。围绕人的发展，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观点——DNA本质主义的DNA建构主义。
（一）DNA本质主义
DNA本质主义将目光聚焦在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上，强调DNA对人的发展的制约作用。中心法则是由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于1958年提出的。中心法则认为遗传信息可以从DNA传递给RNA（转录），从RNA传递给蛋白质（翻译），也可以从DNA传递给DNA（复制），但这种信息传递是单向的，不可逆的，只能从DNA到RNA，从RNA到蛋白质。不存在“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RNA”、“蛋白质-DNA”等现象。反向转录（RNA-DNA）现象只存在于极少数生物现象，不具有普遍性。
DNA本质主义认为，应该从遵从自然的角度把DNA看作人的本质和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对人为干涉遗传信息采取反对态度。在DNA本质主义者看来，人类应该敬畏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对于人的发展，遗传信息具有自然属性。即使人类的科技水平能够改造遗传信息的表达，我们也不应该改造人类自身的基因，基因技术是对“自然”的不敬，甚至是对自然的破坏。
（二）DNA建构主义
随着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围绕遗传信息的DNA建构主义的观点正在流行，同时也得到广泛传播。一方面，DNA建构主义批判DNA本质主义将自然绝对化的基本前提，认为“自然”和“人为”的界限并不明确。在基因信息的传递过程中转录、翻译和复制都有可能被人工操作所改变。基因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更多“人为的自然”，人类的基因也不例外。“宗教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人类。现在人类要让上帝出局，自己再造人类”。在建构主义者看来，人类是有望做“上帝”的。另一方面，系统生物学研究发现DNA并非像我们原来所设想的那样，是生命机制中的“复制器”，而更像是一个“惰性的数据库”，基因的表达需要蛋白质“主动”提取信息。这一发现说明DNA并不是生命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
虽然DNA本质主义拒绝接受各种基因技术的人的发展带来的影响，但是无法阻挡生物技术革命的滚滚浪潮。从长远看仍然无法应对由基因的人为改变引起的新一轮社会变革。只有DNA建构主义才能将长期的人类环境变化纳入视野当中。因为首先，人类通过文化一直在影响着自身的DNA。有研究表明，引起人类氨基酸变化的DNA碱基序列的突变比黑猩猩的三倍还多，说明人类文明创造了更为宽松的适应环境，拓宽了自然选择的范围。这也意味着人类在不断拓展和丰富自身遗传信息的多样性。其次，后基因组学的发展将极大地推动对人类基因组和DNA的改造。如果技术条件成熟，将来有可能创造出人类自己“所期望的人类”，甚至在未来出现作为物种的智人的分化以及新物种之间的隔离也不是不可能的。DNA建构主义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应对后基因组时代新趋势的理论准备。
3.“后基因组”语境中的人的发展
在“后基因组”语境中，对人的发展的理解和认识在部分程度上出现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多方面的。我们在这里准备讨论两个问题。
（一）遗传与环境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有关人的发展争的影响因素，遗传决定还是环境决定是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将有可能从理论上终结这一争论。
（1）遗传决定论
传统遗传决定论认为儿童心理的发展是由先天的、不变的遗传所决定的，儿童心理发展过程就是这些先天遗传的自我成熟和自我呈现的过程，与环境无关，环境的影响和教育即使对儿童心理发展起作用，最多也只能促进或延缓发展，不能改变它的本质。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行为遗传学研究的拓展，一度消沉的遗传决定论重新抬头，寻找这一观点在科学上的依据。但是，随着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这种遗传决定论的观点越来越受到来自生物技术革命的挑战，而不得不走向终结。人类越想知道基因组的意义和功能，就越需要把更广泛的环境因素纳入到视野当中。镰刀形红细胞贫血症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基因遗传病，但在非洲疟疾流行的地区，发现镰刀型细胞杂合基因型个体对疟疾的感染率，比正常人低很多。这是因为这种基因型对寄生在红血球里的疟原虫是致命的。这一实例说明基因突变的有害性是相对的，在一定外界条件下，有害的突变基因可以转化为有利。生物学家和医学家发现不少类似现象。一些疾病的基因为什么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没有被淘汰，是因为过去的生活环境不会诱发这些疾病。被称为“健康杀手”三甲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是典型的“现代病”。我们不可能简单地认为某种特定的遗传素质对人的发展起到决定作用，这种遗传素质的表现和特定的环境是有关联的。
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自身基因组的人为改造变得越来越可能，因而遗传因素越来越受到来自环境的影响。行为遗传学也需要从DNA建构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遗传因素不一定意味着“宿命”和“不可回避”。
（2）环境决定论
环境决定论者重视环境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但是他们片面地强调和机械地看待环境或教育的作用，认为儿童身体和心理的发展完全由环境决定。从文化人类学到行为主义心理学到地理环境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在20世纪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有广泛的影响。在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遗传因素被认为是“不值得讨论的话题”或“不能讨论的禁忌”，因而被排除在视野之外。学者们认为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才是主观能动地进行选择和变革的最终原因。系统生物学和后基因组学对DNA的“环境决定”观带来了更多理论和技术上的支持。
但是，环境决定论也不得不面临新的挑战。人的发展确实由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所制约，也因而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但是人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另一面，即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出现的普遍的基础。例如人类的语言虽然种类繁多，而且易于变化，但是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生物基础，即人类之中普遍存在的语言能力。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语言学研究一直重视人类语言的普遍基础。近年来兴起的动物语言学研究也从生物学的侧面提供了一些佐证。环境决定论很容易将这种制约人的发展的普遍基础忽略掉，过分夸大环境的作用。即使在将来基因操作影响到人的发展，这种影响也必须以遵循基本的遗传和进化规律为前提。
（3）遗传和环境的非加法关系和“相互嵌入”模式
在后基因组时代，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发展的共同作用将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但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异常复杂。
传统观点有一个默认的认识论前提，即遗传和环境之间有比较明确的界限。在这一前提下，行为遗传学和发展心理学正在进行大量的加法关系研究。他们将遗传和环境的关系看作独立的两个因素之间的加法关系，例如我们经常在一些文献和新闻报道中看到类似人类智商“60%由遗传，40%由环境决定”的研究结论。这种加法关系研究虽然有助于我们科学地理解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但同时也极容易引起误解。就像系统生物学家诺布尔所说：“一只蜘蛛或一只蚂蚁的行为变化，要比一只猴子和一个人简单得多。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差别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但这是否意味着，遗传决定的程度可以是从0到100%的整个线性范围？当然不是！没有基因，我们什么都不是；但同样地，只有基因，我们也什么都不是。”
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发展的共同作用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加法关系。这在后基因组时代将变得更加清楚。随着基因技术的进展，两者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判断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界限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二）先天素质和后天成就
在现代社会，人们普遍接受成就原理。与古代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不同，人们认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后天的学习和努力，而来自先天素质的影响较小。所以在现代社会，“励志故事”容易受到人们的，尤其是年轻人的广泛关注。成就原理的前提在于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无法改变。而后基因组时代的基因改造技术将打破这个思维定势。最明显的现象就是转基因婴儿的出现。随着基因改良技术的发展，人类有更多的能力提高婴儿的先天素质。一方面，这种变化有可能引发对转基因儿童对“自然”儿童的歧视。另一方面，由于道德上的考量和政策倾斜，也有可能出现对转基因婴儿的“反向歧视”。
这种变化至少将带来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基因改造将极大地提高人类的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转基因婴儿将得到抵抗各种疾病的身体素质，也有望得到高度发达的智力，甚至有人在抗衰老基因研究的基础上构想人类长生不老的“吉尔伽美什计划”。噬因改良的奥运时代在不远的将来也有可能到来。另一方面，基因改良也将带来转基因儿童和非转基因儿童之间的成就差距的拉大，先天素质的差距将转变为“先天”环境的差距。在未来社会，富有阶层“不仅能够给孩子提供能够用金钱买到的最好的教育和最佳的生活环境，也能够给予孩子‘最优的基因组合，这样有可能更加扩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这一现象将有可能导致身份等级制度在后基因组时代的大翻盘。虽然当下很少有人愿意对未来孩子的基因进行改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将会从观念上，乃至行动上接受这一技术。
4.“后基因组”语境中的教育功能
如上所述，从DNA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人的发展在“后基因组”语境中必然呈现出一些新的样貌。这一变化促使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后基因组时代的教育功能。首先，随着各种决定论的破产，“教育万能论”也将迎来终结。基因改造将技术革新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发挥到极致，教育活动所能施展的空间将会缩小。但是并不能由此过度矮化教育在人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陷入教育悲观论的深渊。我们需要从两个层面上考虑教育功能的发挥。
在第一个层面上，不管是否进行基因改造，人的发展始终依靠教育。遗传素质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它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并不等于人的发展。基因改造得再好的婴儿出生时仍是婴儿，没有良好的后天教育，他们的先天素质是无法呈现出来的。例如对一个和语言表达有关的基因组得到改造的儿童来说，语言天赋是他“先天”拥有的，但是没有良好的语言环境的熏陶，错过语言学习关键期后也不能弥补他语言能力的缺陷。对于转基因儿童，教育对其成长的影响不会减弱，反而会增强。
在这一背景下，教育中的机会均等原则也将迎来新的挑战。因为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自然”儿童在和转基因儿童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机会均等反而加剧两个群体之间的成就差距。届时，“教育公平”这个本已复杂的现实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不是从机会均等，而是从结果均等的角度考虑，教育势必会考虑到“自然”儿童的发展问题，将他们作为优先照顾的对象。同时，应对每个孩子不同的先天素质的多样化的教育环境将变得非常有必要。在这一过程中围绕歧视和“反向歧视”的争论也有可能进一步活跃化。
在第二个层面上，在对人的类存在的延续和发展的认识问题上教育有望发挥积极的作用。和其它物种不同，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保留了大量原本有可能被自然选择淘汰掉的遗传素质。这些遗传素质对于人类的繁衍生息提供了重要的遗产。基因改造所追求的“优秀基因”绝不是能够适应任何环境的基因。现代综合进化论认为基因本无优劣之分，只有对特定环境的适应与不适应之别。基因改造的目的无疑是为了适应后基因组时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人类环境。而这种环境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其实在不同环境中的人的优秀素质是大不相同的。在史前社会，优秀的素质可能是机敏，所以猎人是那个时代的优秀分子。而在现代社会，成功更多的依赖于缜密思考，而非机敏。“我们只是历史长流中一个瞬间之中的偶然产物，我们能够裁定在未来什么样的素质更适应环境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茫茫宇宙中，人类的认知永远是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基因改造无法挣脱其自身的历史盲目性。对有限的基因改造趋之若鹜，势必影响到人类基因组的多样化发展，这将不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未来的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有必要充分传播人类基因组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