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交通大学4.8%-18所高校失窃案排行榜 北大第一 清华第三
鲁小兵+阎桂兰
要发展经济，需要掌握一定科技知识的人才，也就是首先要发展科技教育，培养大批科技人才。鉴于当时岛内只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和几所专科院校，每年培养的学生不过数千人，根本不敷需要。更重要的是，1949年大陆新中国成立后，使许多侨居海外的科学家和留学生们受到极大鼓舞，他们强烈希望回到祖国的怀抱，要为国家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掀起了海外学子归国的热潮。大陆有关部门也很重视，采取了各种措施，尽最大努力促成他们早日归国。
台湾复建清华大学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0年至1957年，约有3000名海外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到祖国大陆，约占建国前留学海外学者总数的一半以上，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输送了极为宝贵的新鲜血液。他们后来大都成为各方面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为发展新中国的科技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国民党当局也不遗余力地想拉拢海外学人到台湾，但来台湾后让他们干什么？有什么职位空缺安排他们？能否让他们真正安心留下？
当时台湾岛内政局仍然动荡，经济萧条，财政拮据，教育经费甚短，无力改善教学和科研设备；加上大学和研究所数量有限，职位空缺很少，而且教师薪资过薄，为维持生计，知名教授多有奔走兼课者。在此情形下，很少有海外学者愿意到台湾。
为此，许多随国民党当局自大陆撤退来台的教育学者、科技专家和关心台湾的海外学人都曾向台当局提出建议，希望建立新的高校和重新组建“中央研究院”，吸引海外科学家来台，让他们有用武之地。
直到1954年，台湾经济状况已有一定程度的好转，岛内原本紧张不安的气氛也稍稍平定，成立高校事宜才提到台当局议事日程。
首先是将岛内已有的专科院校扩编改制，如台当局1956年将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前身为台中农林专门学校）升格改制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将台湾省立工学院（前身为台南高等工业学校）扩编升格为“台湾省立成功大学”，将台湾省立农学院（前身为台中农林专门学校）与法商学院合并，并新设理工学院，1961年升格改制为“台湾省立中兴大学”。这一过程产生不少教职和研究席位空缺，成了招聘延揽海外学人的好理由。
但这些新成立的大学名气都不够响亮，学校研究试验设备非常简陋，学科设立也很少，难以对知名海外科学家产生诱惑。这时，有人想到要在台湾重建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其前身为1911年在北京设立的留美学生预备学堂，1925年设立大学部，抗战期间曾西迁至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合组西南联合大学，抗战结束后回归北平。数十年来，这所大学培育了无数优秀学子，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上享有盛名。
由于清华大学的办学资金来自于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清政府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拿出4.5亿两白银作为赔偿，即所谓“庚子赔款”。1909年美国将所摊多余部分本利退回，充作清政府选拔留学生赴美留学之用，设立“游美学务处”及附设“肄业馆”，次年改名“清华学堂”。1924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1254.5万美元赔款用于中国教育文化基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清华校务及游美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简称“清华董事会”），本金放在美国，以每年的红利资助清华大学办学（当时称“清华学校”，隶属外交部）。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将清华基金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管理，清华大学遂隶属于教育部。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由南口进至北平西郊，国民党军退守城内，位于郊外的清华园处于解放军的势力范围。此时清华大学师生还在上课，校长梅贻琦恰好前一天因公入城，当时城郊交通断绝，只好留在城内。几天后，他匆匆搭上国民政府派来的专机去南京，因为太过仓促，连清华大学的印信都未及携出。第二年，梅贻琦前往美国纽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董事洽商清华基金的保管及运用事宜，并自1951年起，将其利息用于协助在美学者从事研究，以及购买学术书刊和仪器赠送台湾岛内专科以上学校。
正是因为有了这笔清华基金，梅贻琦开始四处奔走呼吁，组织成立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希望利用这笔钱在台湾复建清华大学。恰巧此时，台当局获知大陆中国科学院1950年5月成立了以吴有训、钱三强、何泽慧为骨干的现代物理研究所，专门从事原子能科学研究；1952年下半年制定了核科研五年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开展核物理试验和为建造反应堆创造基本条件。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10项重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原子能和平利用研究。为缩短中国大陆核技术和核工业初创时期的建设进程，从1953年起，中苏两国政府在核能领域签订了多个协议，苏联将在铀矿勘探、核科学技术研究和核工业建设方面对中国大陆提供援助。台当局顿时坐不住了，马上与美国密商。
发展原子科学研究，一直是国民党当局的梦想。早在1946年年初，美国宣布将在太平洋比基尼岛试爆原子弹，朱家骅便曾派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前往参观，然后转往美国，设法购买近代物理研究所需的图书、仪器和设备。赵忠尧曾是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的助手，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抗战中回国，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他作为观察员参观了美国在太平洋上进行的原子弹试验后，又到美国国内的一些核物理实验室访问，了解核物理实验的新进展，并做一些研究工作。1948年院士选举告一段落后，中研院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也急赴美国考察原子能研究，寻求技术支持。但不久国民党当局已如风中残烛，萨本栋也在1949年底以胃癌撒手人寰。留在美国的赵忠尧决定不去台湾，返回中国大陆，后来他成了“两弹一星”研究的领军人物。
当时全球冷战正酣，两大阵营对抗激烈。美国为反制苏联，于1954年联合国大会第九届常会上提出“国际合作发展原子能和平用途”的倡议。同年12月，台“外交部”建议“行政院”设立原子能研究机构，并参加国际原子能会议。第二年5月，台当局成立“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相关业务由“教育部科学教育委员会”办理，主任委员由“教育部长”张其昀兼任，随后立即与美国签署《中美合作研究原子能和平用途协定》，决定在台湾设立原子科学研究所，开展核能研究。
然而钱从哪里来？台当局想到了清华基金，马上电召正在美国的梅贻琦返台筹商，以重新组建清华大学的名义，动用这笔钱。同年12月，在台北设立“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由“教育部长”张其昀、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蒋梦麟、浦薛凤、钱昌祚、陈雪屏（分别代表国防、外交、财政、经济四部）等为委员，地点选在台北市南边不远处三面环山的新竹县赤土崎，便于今后在山里开展地下核试验。第二年1月才挂出“国立清华大学筹备处”的牌子，由化学专家、前中山大学代理校长陈可忠为主任，筹划复校事宜。也就是说，最初的新竹清华大学其实只是一个空壳包装，里面除了正在修建的原子科学研究所，其他什么也没有。
1956年7月，原子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开始招考第一届研究生，共录取20人，先借用台湾大学物理馆教室上课。课程为二年制，毕业授理学硕士学位。次年，首批校舍（办公室、教授住宅及职员、学生宿舍）完工，秋季即开始在新竹上课。
梅贻琦在赴美洽聘教授的同时，订制范特格拉夫加速器、核反应堆及相关仪器，1958年7月开始安装仪器设备，次年春季安装完毕。当时原子科学研究所最重要的设备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制造的水池式反应堆（台湾称原子炉），共耗资105万美元。购置核反应堆及仪器设备、装配实验室等费用都由清华基金支付。梅贻琦也因为奔波劳累过度，于1962年5月病逝。
由于核物理研究需要大量运算，凸现数学的重要性。为培养数学研究人材，因此在1962年又增设了清华大学数学研究所，于1963年春季招考第一届研究生。1964年成立大学部，先设立核子工程系及数学系，1965年增设物理学系，1966年又增设化学系；同年7月，成立物理研究所，隔年设立博士班；1968年成立化学研究所，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年轻时曾在这里就读。
此后，台湾清华大学陆续设立其他各个系所，并将原有系所分设理学院、工学院和原子科学院。1984年更增设人文社会学院，并成立经济系。1992年7月增设生命科学院，包括生命科学系、生命科学研究所及生物医学研究所。1998年2月增设电机资讯学院，包括资讯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和电子工程研究所等。
由于有清华基金作后盾，台湾 清华大学比起同时期岛内其他学校，在资金上要宽裕许多，包括补贴教授薪水、兴建教师宿舍等，也因此可以聘到最优秀的师资。即使到现在，该校每年还继续收到清华基金支票。
交通大学的复建
同一时期交通大学在台湾的复建也是采取这种先建研究所，再建大学的方式。
交通大学的前身为1896年（清光绪22年）创立于上海的南洋公学，当时清朝大臣盛宣怀因为深感中国科技的落后与人才的匮乏，于是奏请朝廷，在上海创立该校。当时，该校隶属于上海招商局和电报局，是我国最早兼有师范、小学、中学、大学的完整教育体制的学校。
清朝覆亡后，该校改名为交通部南洋大学，后更名为上海工业专门学堂。1921年，北洋政府将交通部所属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四校统一学制，统称交通大学，其中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为总校。
当时交通大学的老师大部分是留美博士，水平很高。而交通大学对学生的管理也很严格，因此毕业生大都较为优秀，在世界上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钱学森从上海总校毕业后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求学时，发现该校许多课程与在交通大学学习的完全一样，要求免修得到批准。茅以升从交通大学唐山学院毕业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时，该校起初不承认他的学历，故出题考核其水平，因为茅以升回答极为出色，故该校决定从此对来自交通大学的留学生一律免试入学。所以在上世纪50年代，交通大学毕业生中在欧美留学及侨居海外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很多，而且很多在当地成立了同学会组织。
1957年4月，正值交通大学创建六十周年，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河畔电子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同时也是交通大学在美同学会成员的赵曾珏与身在台湾的凌鸿勋联系，认为台湾复建的清华大学原子能研究所开展核科学研究，但不应忽视与核子研究极其相关的电子学研究。鉴于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取代真空管，促进了计算机工业和电子信息业的发展，他力倡在台湾设立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今后逐步扩大规模，复建交通大学，而且很多“交通大学在美同学会”的成员都愿意为此提供捐款与人员方面的协助。
凌鸿勋是中国著名铁道工程学家，毕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在美国桥梁公司实习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回国后先后任陇海、粤汉、湘桂等铁路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对中国铁道事业贡献卓著，被誉为继詹天佑之后的“铁路圣人”。他曾任交通部南洋大学（即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校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代理部长，1948年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上世纪40年代末，他辞去公职，在香港从事著译。50年代初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1951年担任台湾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
当时交大毕业生在台当局“教育部”、“交通部”、“经济部”、“国防部”任职的人很多，凌鸿勋迅速求得他们的支持。同年5月，这4部门共同呈文“行政院”，请求复建交通大学研究院，设立电子研究所。10月，台湾“行政院”决定，准由“教育部”先行筹备，凌鸿勋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委，李熙谋为副主委，全部办学经费只有50万元新台币，在台北市罗斯福路设立办事处，开始着手筹备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建设事宜。
李熙谋也是交大校友，毕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系，继而考取浙江省留美官费生，赴美求学，1918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后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兼任工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交通大学在上海复校，他返回母校担任教授兼教务长、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在交大学生中声望很高。交大在台湾复校时，他时任台湾“教育部科学教育委员会主委”，居间与在美校友联系并负责募款工作，出力甚巨，方使交大复校的经费得以无虑。
1958年6月1日，“国立交通大学”在新竹市博爱街（即现在的博爱校区）复建成立，当时全校仅有唯一一个电子研究所，却由此奠定了未来台湾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基石。
由于凌鸿勋是学土木工程出身，且年事已高，因此由李熙谋担任校长兼电子研究所首任所长，并由台湾大学电机系主任盛庆来协助处理所务，教学与研究人员大多来自海外，如张丹、许照、李学贤、杨进顺、方声恒、李新民、周德禄等，当年即对外招生。在新竹校舍未建成前，先借用台湾大学工学院教室上课，所开课程有电磁波、电子管、电子实验、网络分析、近代物理、应用数学等科目。
1961年，台湾“教育部”与国际电信联合会签约，利用联合国特别基金，在交大电子研究所之下设立电信电子训练中心，交大在海外校友也向其捐赠了一批旧仪器设备。同年，该所自行研制电视发射机试播成功，由“教育部”组建教育电视台并正式开播，成为台湾电视广播之始。
1962年2月，该所利用联合国特别基金，从美国租用台湾第一部全真空电子管计算机（IBM650），并成立电子计算机中心。1963年，又自行研制出台湾第一部固态（红宝石）激光器；1965年研制出第一部气态（氦氖）激光器；同年还自行研制出台湾第一个平面晶体管和第一个集成电路。
1964年6月，该校成立大学部，设立电子物理学系及电子工程学系，随即参加大学联招，开创新竹地区大学本科教育之始；同年，该校还建立一座半导体实验室，开创台湾半导体研究的先河。1967年7月，电子研究所正式改制为交通大学工学院，包括电子物理系、电子工程系、自动控制系（后改称计算与控制学系，再改名控制工程学系）和通讯工程系（后改称电信工程学系），由原台大工学院院长钟皎光担任院长。
截至1967年，该校总共培育出163位电子工程硕士，为岛内电子信息科技发展打下坚实人才基础。1968年，该校获准增设电子研究所博士班，1970年培养出台湾第一位工学博士，即张俊彦。他后来先后担任台湾交大电子研究所教授、电子物理系主任、成功大学电机系主任、美国贝尔实验室VLSI Group高级研究员、交大工学院院长、电机资讯学院院长、电子与资讯研究中心主任及校长等职务，自1964年主持研发硅晶体管开始，1966年主持研制集成电路，1970年主持研制砷化镓半导体，1978年主持研制非晶硅半导体，屡屡领导台湾电子研究的发展，1977年与张瑞夫、郭双发等共同建立台湾第一个半导体研究中心，90年代参与建立“国家毫微米元件实验室”。
1971年，该校师生已增至7000人，同年增设管理科学系，次年又增设应用数学系、计算机科学系，计算与控制学系复更名为控制工程学系，1973年增设海洋运输学系及航运技术学系，1976年增设机械工程学系及运输工程研究所硕士班，同年开始参加“国科会”组织的“半导体组件及集成电路技术发展大型计划”。1977年，该校半导体实验室改制为半导体研究中心；两年后，开辟邻近的光复新校区，分设理、工、管理三个学院，并成立交通工程学系（后改名土木工程学系）、信息科学学系、光电工程研究所等。
该校成立至今，为台湾培养出众多电子资讯产业人才，其中就包括宏碁电脑公司创办人施振荣、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副总裁孔毅、联华电子集团董事长曹兴诚、大众电脑公司董事长简明仁、旺宏电子公司董事长胡定华、欣铨科技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志远、力太电子公司总经理林荣生、系统科技公司董事长宣明智、继业公司董事长邱再兴、合晶科技公司董事长蔡南雄、友讯科技公司董事长高次轩、凌阳科技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洲杰、晶泰科技公司董事长李进洋、联强国际公司总经理杜书伍、致茂电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钦明、汉民科技公司董事长黄民奇、光宝集团执行长林行宪、硅品精密公司董事长林文伯、华邦电子公司董事长焦佑钧、联发科技公司总经理卓志哲、群联电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潘健成、中华电信研究所所长李炎松、美国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陈永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磁波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及电机系教授孔金瓯等。
梅贻琦（1889—1962年）
著名教育家。祖籍江苏武进，出生于天津，自幼熟读经史，1909年考取清末第一批官费留美生，1910年进入美国武斯特工学院电机系，1915年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回国后应清华学堂聘请担任物理教师，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而成）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1949年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1950年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翌年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1955年赴台复建清华大学，任校长，创办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并在新竹建造第一座核反应堆，兴建核科学馆、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1958年任台湾“教育部长”兼“长科会”副主委。1961年任“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委，1962年当选中研院院士，担任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委。同年5月病逝于台北。
梅贻琦熟读史书，喜爱科学，为人谦恭，寡言实干，品格高尚，深受学生拥戴。在他任校长的17年里，重视教师的师德，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破格提拔人才（如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被梅贻琦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从资料员转升为助教，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访问研究，最后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推行集体领导的制度，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使清华大学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包括国学研究院，在校师生2400多人。他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这一观念，认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提倡“五育”（即德、智、体、美、群），为中国科技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