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涛
摘要：晚清读书人在科举废除之后身份地位发生剧烈变化，文人被迫重新选择安身立命的路径，人格逐渐从依附走向独立意识的觉醒，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由此诞生。近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人相比，虽然政治地位边缘化，但获得经济和人格上的相对自由和独立。他们利用新的职业身份和媒介，凭借文化话语权以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发挥社会影响力，以此追求“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和抱负。
关键词：晚清 传统士人 近代知识分子独立意识
晚清读书人的社会身份地位发生剧烈变化，中国传统士人向具有新品格的近代知识分子转变。中国传统士人与近代知识分子有本质区别。中国传统士人居于政治话语中心，在社会上属于贵族身份，在经济和人格上具有明显的依附性，为维护道统和王朝统治而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政治地位边缘化，处于民间身份，具有经济和人格上的相对自由和独立性。近代知识分子凭借其文化话语、思想优势发挥“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和抱负，特点是不与权势者为伍，也不取媚于世俗百姓，而是以自主的姿态、独立的意识关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1.从依附到独立意识的人格觉醒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无论是社会政治生活还是家庭生活均是等级分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象征着尊卑上下的等级秩序。除此之外，中国传统社会按照身份地位高下尊卑划分为“四民社会”，其中传统士人在四民中身份最为尊贵。
传统士人读书多以“学而优则仕”为最终目的，有着强烈的“治国平天下”情怀，即使没有机会入仕实践政治抱负，在民间也表现出对政治的关注，因而中国传统士人将科举入仕作为人生正途，这在一家一姓的王朝是最好安身立命的捷径。在中国传统社会，士人通过读书科举逐渐获得身份地位和社会特权，成为社会贵族化群体。学而优则是仕不仅提升或巩固了自身份的贵族身份地位，而且借此解决生存问题，一旦科考成功则功名利禄兼得。这份功名利禄的获得是以为一姓之王朝服务为代价，所言所行为维护政治统治和道统服务，这造成了传统士人经济上的依附性和人格的依附性，实质上传统士人属于依附性阶层。
传统士人尤其是一些汉族开明官员，早在鸦片战争之后便开始推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但在陈旧体制内的变革“治标不治本”。19 01年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实行清末新政，以皇帝诏书形式宣布变革，其中包括筹备立宪、改革官职、废除科举、创办新学堂等，这场改革可谓石破天惊，造成社会人心“动荡”。有人这样描述清末新政的社会效应：“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偏多，众心不安；官制屡变，官心不安；洋货争衡，商心不安。”虽然这场改革实质上满清王朝为维持苟延残喘的生命而实行的“皇族内阁”，一部分接受西方现代思想的文人对满清完全失去了希望，这种急速的变革虽然带给文人由贵族身份逃离政治权力中心的沉痛，但阵痛之后是生命和选择的更新。
西方学者认为1905年废除科举制影响深远，它彻底改变了中国读书人的道路抉择，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更多自由的人生选择。他们由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的功名利禄之梦开始自谋生路，比如创办报刊、新式学堂、翻译小说、创作小说、编辑出版、创办实业等等方式解决生计问题，同时借新的谋生途径宣扬现代文明和思想，启迪民智，救亡图存，继续以独立自由的身份承担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角色。
中国传统士人在科举废除之后，虽然由政治权利中心开始转向社会边缘，从贵族身份转向民间身份，但读书人失去了科举的“名缰利锁”，真正获得了经济的独立和人格的独立。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具有依附性的传统文人转变为精神自由独立的近代知识分子，成为清末民初新的社会精英角色，通过独特的方式建立他们的社会影响力。
清末传统文人政治地位下降，仍有别于普通的平民，他们仍然掌握着正统的文言书写工具，掌握着整个社会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话语。开眼看世界的是他们，最先觉醒的是他们，最先接受新思想、新知识的也是他们，最后以先觉者、社会知识精英姿态去启蒙普通民众的还是他们，梁启超把这批知识群体称之为仍具有优势地位的“中等社会”。“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说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救亡图存需要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欲建立民族国家，培养国民能力最为重要。梁启超认为培养国民能力是客体，而培养的主体当权者做不到，大多数普通民众做不到，而只有具有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才能担此重任。
这些文人在科举废除之后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扮演着不同的多样化社会角色，比如新式学堂教师、编辑出版人员、小说家、报社记者等等，读书人由此走向职业化途径。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边缘化并未影响到文化影响力，他们通过新型学校、报刊杂志以及各种自由结社所形成的学会和社团宣传新思想。
2.新式教育观念的更新促生民间精英阶层
1905年科举废除后，旧的教育体制不断为新式教育所取代。中国传统教育目标是科考求仕，科举制度废除后教育目标发生变化，一方面培养国民的现代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学以致用、谋生所需。新式教育不再是贵族教育，而是国民教育。
国民意识能力的培养如果靠传统教育内容和方式肯定行不通，经史所用的文言书面语非常烦难，并非普通国民可以容易掌握，而且相对稳固的文言词汇语法也适应不了新时代的需求。有效的国民普及教育将语言文字改革提上日程，不仅提倡白话通俗课本，更有激进者提倡西方的拼音文字，时人王照就提出以口语为基础创制新字母文字，而劳乃宣则提出折中的改革建议，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设立官话字母推进国民教育。
在教育内容上，中国传统教育是四书五经为主，在西方教育体制的影响之下，打破了经学单一教育内容，逐渐扩展至西方的各类语言课程，代数、几何、力学、电学、医学、矿冶学、声学、地质学、化学等等西方现代自然科学课程，以及各国地图、各国史略、万国公法、富国策等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课程。清末时采用的仍将经学放在课程首位，实行“经学”和“西学”兼有模式，到民国初年即1912年教育部宣布中小学废止读经，将儒家经典作为文科的一小部分存在，按照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分科标准，一直延续至今。经学在教育体制中的衰微也代表着文言语体的式微，传统思想对读书人影响减少，对西方现代文明、思想的接受愈来愈多。
国内新学堂的变革对读书人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此时期还有一批文人负笈海外求学，直接接触西方的现代文明。清末民初之际留洋之风盛行，虽然也培养出一些《留仙外史》一类的“风流嫖客”，但亦出现了一批现行秩序的反叛者，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敬告当道者》中提到一种新生的社会群体力量：“凡人之思想，莫患夫长困于本社会，苟使之人他社会而与之相习，则虽中下之材，其思想亦必一变，今吾青年之在海外者已千余人矣。拔十得五，则其力已足动全国之思想界而有余。”海外留学的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产生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和质疑，萌生改革社会的欲望，而且还要改变国民的思想观念，推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
新式教育培养出不同于中国传统士人的知识分子，成为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和新思想的传播者，培养起一批为自己生存而竞争、为建立自由民主国度而奋起抗争的思想和精神。清末民初无论是新式学堂还是海外留学，成为一个在特定时代文化中孵化出来的新的社会群体，融入到社会变革和时代演进的大潮中，结束中国上千年传统士人的功名之路，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以其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成为“精神领袖”的民间精英阶层。
3.出版印刷技术提高之后自由职业身份
晚清印刷技术提高，图书出版和报刊行业逐渐形成规模，科举废除之后一部分读书人为安身立命所需，图书报刊编辑和职业撰稿人、职业小说作家成为他们新的重要职业选择。
近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创办报刊，借此种公共空间的现代媒体来影响社会舆论，同时批评监督政府。这不仅是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断绝之后的谋生途径，同时失去入仕阶梯之后社会身份的转变，被迫远离政治权利中心，相反通过创办报刊重新获得公共空间代言人角色，一方面监督政府，一方面启迪民智，借此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被称之为“无冕之王”。有学者评价近代知识分子身份地位的转变：“凡是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唱主角的新人物，都无一不是通过报刊来登场的”，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看似边缘化却又凭借报刊重新走向话语中心。
早在维新运动期间中国国内就产生了大批报刊，早期报刊有少量官办报刊，因阅读群体定位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读书人，因而语体形式以文言或浅易文言为主。白话报刊在清末民初之际数目上颇为壮观，形成一股文化潮流。白话报刊创办地多为大城市，上海最多，北京、杭州、边疆及海外均创办过白话报刊。创办白话报刊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谋生，而是启迪民智需要。清末民初白话报刊所采用的白话语体切合作为公共空间的性质，国家民族的建构、国民意识的觉醒也使得报刊所载内容属于大众而非当权者，自然语体选择应为白话而非文言。
近代知识分子创办的白话报刊不仅促进白话取代文言的书面语改革，而且也参与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国民意识的培养。陈万雄对近代知识分子从事的报刊业重大意义的评价是：“白话报的出现，除宣传革命、做舆论的鼓吹外，还具有开通民智、疏导文明的作用，长远目标则是国家民族的改造，以臻中国于近代化。”陈万雄虽是肯定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的贡献，言外之意也是对中国传统士人转向近代知识分子之后的社会影响力和作用的认可。
科举废除之后，晚清一部分传统士人转变为职业作家，形成一批以卖文而生的职业作家群。传统士人著书立说为“藏之名山，传至后世”，而此时职业作家依靠写作谋生，“著书为稻粱谋”。比如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作家之一曾朴，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练习八股时文，以科考为正途，1890年中秀才，转年中举人，1892年廷试未中，甲午海战之后开始接触新知，曾进入同文馆学法语和创办新学，1904年创办发行著译小说为主的小说林社，1907年创办《小说林》杂志，刊载各种题材的白话小说，且本人也创作出《孽海花》。清末民初类似曾朴的文人很多，科举废除之后选择“走异路”，既能维持生计，又能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稿酬制度在晚清时逐渐形成，历史资料表明，1907年创办《小说林》时编辑在征稿启示上明确注明稿酬标准，原文是：“本社募集各种著译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篇幅不论长短，词句不论文言、白话，格式不论章回、笔记、传奇，不当选者可原本寄还，入选者分别等差，润笔从丰致送：甲等每干字五元；乙等每千字三元；丙等每千字二元。”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小说月报》也刊登可征稿启事和稿酬标准，1910年清廷颁布我国首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著作权法》等等。
职业作家的形成和稿酬制度的确立使得读书人有了新的安身立命之所，即使林纾也是靠译书赚取稿酬作为自己收入的主要来源。晚清的职业小说作家不仅靠创作小说谋生，而且随着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小说地位的提升，这批职业小说作家表现出新的社会使命——启迪民智、改良社会，发挥政府监督的功能。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就是谴责清朝官场的丑恶、腐败，他将这本小说作为“教科书”，“前半部是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好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后半部方是教导他们做官的法子。”由此可看出职业作家也具有社会担当的精神，他们结束了传统士人的依附性，开始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
晚清读书人在科举废除之后身份地位发生剧烈变化，从传统士人逐渐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变，他们被迫重新选择安身立命之所。最先摆脱传统士人生存方式的一批读书人选择文学创作、教育教学、编辑出版等等新的行业和职业，一方面解决生存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播活动发挥社会功能，经济上的独立让这批读书人成为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真正近代知识分子。
